日本思想史上的神儒关系

−−兼评孙传玲的《神儒习合：近世日本儒者“自我”的确立》

刘克华

流动与衍变、交流与互鉴是人类文明存在发展的基本形式，思想文化作为文明的核心内容，同样也是在交流与互动中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在东亚地区，中华文明向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不断辐射，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儒教文化圈”。儒家文化与本土思想相互交融、互渗互鉴、和合共生，出现了既有儒学普遍性又有其自身特质的儒学思想体系，如韩国儒学、日本儒学、越南儒学等。

儒学自5世纪初左右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后，与日本当时的社会政治实际相结合，尤其诸如儒学中的“天命”观以及“王土王民”、“德治”、“仁政”等思想，为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提供了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及政治理念。随着儒学思想的渗透普及，进入奈良时代（710-784年）后，“孝”“忠”等儒学道德观念与规范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统治阶层与民众中间，对日本社会的伦理思想产生影响。12世纪末期开始，理学由日本的入宋僧及东渡的禅僧传入日本，“在禅儒一致构造下得以生存”。至17世纪德川幕府统治之时得到鼎盛发展，尤其是以林罗山为代表的林家学派将朱子学发展成为当时幕府统治的官学，朱子学渐渐代替中世时期的佛教势力成为当时意识形态的主流。1603年，德川幕府替代室町幕府，日本社会进入江户时代，由中世向近世演化。思想文化方面，随着宋学的逐渐兴起及西方基督教的传入，日本的宗教文化领域也出现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思想之间进行重新组合的变化。经过千余年的传播，儒学与日本固有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不断互动交融，成为了构成日本思想文化传统的“古层”或“执拗低音” 之一。可以说神儒关系是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日本思想史的关键所在。

孙传玲博士的大作《神儒习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出版）不失为通过新的出发点解读神儒关系及其思想史意义的力作。该书以“习合”作为 切入点，在厘清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以林罗山、山崎暗斋、贝原益轩、山鹿素行四位巨儒的神儒关系论为例，通过翔实的史料，具体考察了作为主体接受者的日本儒者如何通过“习合”的方式将儒学融入道神道思想中，并完成儒学的日本化及神道的理论化的。日本儒者在处理神儒关系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采用了“习合”的方式。他们在接受儒学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文化他者”与“政治自我”之间的矛盾，并试图通过“习合”的方式消除这种矛盾，最终走向寻找并试图回归所谓纯日本的国学之路。可以说，习合的过程是主体接受的过程，也是通过外来文化认识自我、寻找自我的过程。

另外，饶有趣味的是，在近代以前日本接受儒学的过程中几乎未出现排儒现象。这一点与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外来思想传入后的反应明显不同。佛教传入日本后，就是否接纳的问题，曾在日本朝廷内部引起了激烈的斗争，出现了以苏我稻目为首的崇佛派和以物部尾舆、中臣镰子为首的排佛派。之后在佛教的接受与传播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排佛论调。基督教于16世纪中叶传至日本，因其与贸易紧密相连，很快便在日本传播开来，据记载，到1582年日本的基督教徒已经达15万人，大小教堂200余座。面对来势汹汹的基督教，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分别颁布“禁教令”禁止传教。神道与基督教之间也出现了相互争论、排斥的现象。相较而言，儒学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基本都是平稳融入式的。儒学传入日本后，日本统治者主动汲取了其政治理念及伦理道德。平安时期儒学虽逐步没落，但镰仓末期宋明理学通过中日禅僧的互访传入日本，至江户时期得到鼎盛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神道与儒学（此时主要是宋明理学）出现相互融合的现象，很多儒学家、神道学家都“神儒兼摄”，利用理学理论解释日本神话构建神道理论体系。孙博士该书便是对江户时期神道与儒学的关系论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江户日本神道与儒学习合的过程，是神道借助儒学理论巩固自身理论的过程，也是日本儒者逐步认识自我并确立自我主体意识的过程。江户后期“国学”“复古神道”等排斥佛儒等外来思想，强调日本固有神道的独立，实际上就是日本主体意识确立的表现。至近代这种自我主体意识逐渐膨胀成强调日本主义，最终演变成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

总之，孙博士的《神儒习合》对学界了解和掌握日本思想史上的神儒关系及神儒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必将有所厚补，有助于学者深思。（作者系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